中国向来不乏暴民，古来如是。
所以中华民族在最最黑暗的清末能够看到公车上书——想来连文人都怒了的时候，泥腿子们估计早就上山为匪了吧。时间晃晃悠悠地又过了一些年，在大批判家鲁迅刚刚呐喊过不久，新式教育下的北平学生们再也无法按捺心头的怒火，一个《二十一条》就足以让这些无多少涉世经历的学子们聚众放火（火烧赵家楼在《建党伟业》中有反映），于是，中国革命也因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革命二字似乎再也不是一小撮乱党所能拥有的了，而鲁迅笔下的阿Ｑ们似乎也因此多了不少觉悟，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手中的锄头可以轻易敲碎那些骑在他们头上屙屎撒尿的达官贵人们的脑壳时，中国人的胆量便开始真正大了起来。
之后的之后，恐怕要略去千万字了，正如某位大人物所言，中国的确经历了亘古未有之变局，在我出生的那个时代，中国的暴民们大概已经尝够了暴戾之气的危害，于是翻案的翻案，伤痛的伤痛，就算有大骂过去１０年荒唐经历的，也是被当局所鼓励的，一时间，风轻云淡了，人民的脸上喜气洋洋了。
在我还算懂点人事的时候，那些大些的学哥学姐们突然发现自己在课本上读到的真理与现实着实有些距离，而几十年前那帮愤怒的学生前辈们的传奇经历隐约地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去做，至少他们因此觉得自己在阳光的抚育下应该是会比那些快要作古的前辈们更加茁壮，而力量也自然会大一点。所以他们又一次走上了街头。
（在此我声明自己小时候喜欢放火的冲动与那个时候的暴力学生们没有半点关联。）
之后那一小段极其隐晦的历史我暂且就不说了吧，反正有些年纪的都知道当时的场面可要比火烧赵家楼强了不止百倍，老外们也极其煽情地揪着某个泪眼涟涟的所谓领袖拍个不停，只是当枪声一响，转瞬间，那足可以创吉尼斯纪录的人群便惶惶然作了鸟兽散了。
真是个奇特的时代，那个时候我只是关心新年会得到多少压岁钱，虽然不久便如愿拿到了记忆中最多的一次，但棒冰的价格却翻了一倍不止。
记忆真是很有意思的东西，我可以不记得去过的最美丽的地方，可以不记得或许有过的青梅竹马的玩伴，可以模糊掉曾经的友谊，但是那些从火光中的烟雾中冲出的身影以及人海中艰难前行的卡车却在时光无情逝去的同时越来越显得清晰起来，其实，这种清晰更多的是一种感觉，更直接的说则是——长大的我们终于面对了残酷的社会本质。
除了官方控制的庆典活动，如今的中国街头恐怕已不会再出现五四的壮观场面了，就看那极度膨胀的内卫力量与精良的装备，升斗小民能操起的顶多也就是斧头菜刀的家什，就算不武装自己，只消你在大街上举个抗议牌子，不出几分钟便会有几个彪形大汉将你如小鸡般拎到格子间里。在中国，民众无集会权，无罢工权，无自由组党权，无媒体自由权……可以这样说，但凡有威胁到上层建筑的苗子，在第一时间里就会被除个一干二净，而那些有伤风化的，腐败堕落的，无耻献媚的，只要是合乎统治的快感，便会在各个角落生根发芽，毫不顾及法典中清可撩人耳目的条款。
当我们这一代人长大时，面对的社会有如非洲原始丛林，掠食动物们从小就磨利了牙齿，而食草动物们则只能努力跑得更快，但吃与被吃仿佛是天定的，偶有几个尥蹶子顶人的，很快便会被许以残汤寡水之类的好处分化瓦解了。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其实可以被分为两类，一为体制内，一为体制外。“体制”这个词，被用到了这种地步，看样子，食草动物们其实也不算笨，但他们还是小心地藏起自己的犄角，就像稀树草原中的动物们做的一样，只在争夺交配权时才显得热血贲张，一遇强敌便撒丫子跑路了。
前段时间冷不丁听某位学者谈现在的中国还是仍旧用文革的思维来思考与解决问题，说时义愤填膺，忧国忧民之色溢于言表，但我回过头来想了想，若是论及“体制”二字，他又在“内”还是“外”呢？如若沾了那个“外”字，那把交椅上恐怕会是另一副面孔吧。
权力使人着迷，中国人深谙此道，权力使人疯狂，历史会有人继续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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